市长嫌工资太低,辞职后他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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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他“接地气”,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,有人则质疑他在“作秀”、“博眼球”……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,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微博一经发出,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。

前段时间,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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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难想像他原来是四川某市长

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、光着脚、靠墙倚坐,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……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,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?原因只有一个——他叫樊建川 。当天,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,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,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。樊建川何许人也?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为何辞职?

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,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,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,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。

不体验不要紧,这一体验,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。即将升任市长之际,他主动辞职,下海经商。1993年,他跟朋友凑了笔钱,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辞职原因: 市长工资太低

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,父母都是军人,他自幼就很淘气,狠劲十足,跟别人打架打赢了,父亲不仅不罚他,还奖励白酒喝。父亲常对他说:有气是人,无气是尸,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。 但,他最值得人们记住的不是他的出身和职位,而是....... 

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,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,他说: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,他从来没把博物馆,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,他说: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,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,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,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。2007年,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,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: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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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如此,他还在遗嘱中,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:我死后,皮囊交给,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。

零碎部件如角膜等,随便取,随便用;骨骼做成标本,亭亭玉立,用于教学,告诉未来学生,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;皮剥下来,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。谁要敲一下,他就出现在,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,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。 

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,演绎到了极致。他说的这些计划,妻子都被他说服,同意并签字了,只有剥皮做鼓的事,她怎么也不肯同意,她怎么能忍心呢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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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,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,他说: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!

 

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,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,行动者必须具备:足够的金钱,够理想主义,够无私无畏,孤军奋勇,舍私利成大义。

 

“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”据说,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,得在安仁住3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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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非亲自来过,否则很难想象,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。倘若来看过一遍,也就明白了大概——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,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。

 

就拿“5•12”汶川大地震馆来说,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、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、“敢死队”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……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“猪坚强”也被他找来,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,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,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。

樊建川说,“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,观众能看清是其一,能思考是其二。野生,山寨。”

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:建筑造型、展陈风格、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,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“相似感”。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,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———樊建川。 

建川博物馆聚落中,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、态度和风格,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、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。比如,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,代表钢铁意志;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,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。 

“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,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。”樊建川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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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侵华罪行馆,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,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在建筑大师面前,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,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:“最开始正门很大,我觉得不行,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,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;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,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,象征抗战胜利;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,我坚决不同意,白色太纯洁了,后来改成了灰色;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,我又把它降低了……”这些改动,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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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,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,据说需要3天。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,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———中国壮士群雕广场。   

在这个广场上,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,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:赵一曼、高志航、杨靖宇、狼牙山五壮士……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,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;还有一批人,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:毛泽东站在延安,邓小平站在华北,陈赓、林彪、罗荣桓,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……置身其中,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,思绪万千,不由热血沸腾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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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壮士群雕广场。 雷册渊 摄

 

对话丨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

 

解放周末: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,在您看来,“民营博物馆”和“国有博物馆”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

   

樊建川:第一,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,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,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,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“做生意”;第二,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,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,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,我们就来做;第三,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,着眼点不一样。同样是讲战争,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、敌我形势、国际环境来讲,而我们则讲人情、讲形象,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。

   

解放周末: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,是否也正因为如此,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?   

樊建川:不能简单地这么说。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,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,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,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。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,我们的历史观、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、一致,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,让历史的“像素”更加清晰。   

解放周末: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“直白”,甚至是“直楞楞”地告诉大家,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,这件东西是什么。   

樊建川: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,我不赞成。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,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。   

我一直在想,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,让观众不用讲解员、不用手机,只通过文物、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,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,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,这是最重要的。  

我一直说,“我们不说话,让文物说话”,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。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“做偏了”,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,甚至还有VR、AR,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、演艺场。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,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,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,更大的篇幅、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,这是我们的原则。 

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,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、能够沉浸进去、静下心来的人,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。 

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。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。他说,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、掷手榴弹、埋地雷的手,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,力挽狂澜,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。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解放周末: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,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,一个暖水壶、一张报纸、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……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?

樊建川:首先是量,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,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。有三个标准: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;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;三是标志性的、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,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。 

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,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,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。“5•12”地震时,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,废墟马上就要清理,推土机一推就没了,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。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,可在我看来,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,是有温度的。   

解放周末:您曾说,“中国十三亿人,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,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,敲响警钟,去做牺牲,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。”“敲响警钟”和“牺牲”是指什么?   

樊建川: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“收藏财富、传承文化”。但是,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、才子佳人的东西,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,这些记忆就是“警钟”。   

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“汉奸馆”,困难很大,可我还是想做。为什么呢?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。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,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,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,去与侵略者合作。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,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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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周末: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,投入大,效益却并不乐观。而有报道称,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,是如何实现的?   

樊建川: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。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,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,也不算赚钱,30亿如果存银行,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。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,还有一点结余,也都拿来买藏品了。   

博物馆要生存下去,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。如果只靠门票赚钱,60块钱一张门票,20多个馆,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,水电费都不够,怎么办?除了博物馆,我们还有纪念品、酒店、餐厅在支持,还提供会议、咨询、培训、策划、道具出租等服务,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,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。   

解放周末: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。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?   

樊建川: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。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,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,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,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。到今天,十多年过去了,怎么样嘛?你们来看看嘛!  

解放周末:十年前,您和妻子就决定“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”。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,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?   

樊建川:一点儿都不担心,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!至于你说的问题,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,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、展好的东西。   

有人问,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?我说,不发展就对了嘛。我也不期望它发展。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,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,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,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,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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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笔成文前,“草莽”一词跃入脑海。正如他自己的评价: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。野生,山寨。 

“下过乡,当过兵,任过教,当过官”的樊建川,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“馆奴”,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。在樊建川看来,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:“现在有‘房奴’、有‘车奴’,而我是‘馆奴’,给博物馆当奴隶,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。”

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。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,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,樊建川很得意。 “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”、“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”……樊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“光环”,但与此同时,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。

 

几天前,一则《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:光脚靠墙席地而坐》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联网媒体的头条,并在社交媒体中传开。新闻的主角正是樊建川。 

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、席地而坐,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。有人说他“接地气”,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,有人则质疑他在“作秀”、“博眼球”……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,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微博一经发出,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。 

其实,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,每隔一段时间,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,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“炒”一阵。而面对媒体,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。当兵时,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,被评为全师标兵;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,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;从政后,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,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“玄妙”。在他的自传中,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。   

他打理自己的微博,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,拥有近150万的粉丝。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:“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,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。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,多的有上千万。”在樊建川看来,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、效果最好的“广告”。   

当然,他的“活络”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。为了筹集建馆资金,他曾到企业“拉赞助”。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,他告诉某企业领导,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,向对方无形施压,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。   

他有着军人的执守,也有着商人的圆滑。   

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:“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,嘴巴太快了;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;三是觉得宜宾偏远,不适合我搞收藏;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,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,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,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。”   

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,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,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。 

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“博物馆聚落”,只是想搞个“博物馆超市”,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,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,价廉物美……   

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,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“馆奴”。而从某种程度上讲,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“草莽精神”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。

标签:社会民生,市长嫌工资太低,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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