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请法院判我死刑,立即执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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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希望法院判我死刑,立即执行。”涉嫌拐卖儿童的张维平在法庭上说。这名46岁的贵州男子告诉法官,他是庭审当天才开始“悔罪”的。

2017年11月2日,庭审之前,9名被拐孩子的家人合影,渴望“宝贝回家”。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“希望法院判我死刑,立即执行。”涉嫌拐卖儿童的张维平在法庭上说。这名46岁的贵州男子告诉法官,他是庭审当天才开始“悔罪”的。

11月2日,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一案由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。张维平被指控拐卖儿童9名,其中包括河南人申军良的儿子聪聪(化名)。

张维平此前曾因犯拐卖儿童罪两次入狱。广州市检察院此次指控他拐卖男童作案9起,地点均在广州增城及惠州一带的出租屋附近,其中被拐的8个孩子被卖至河源市紫金县。

目前,9名被拐的孩子还没找到。张维平交待,9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中间人“梅姨”完成交易。身份神秘的“梅姨”,至今尚未归案。

牵涉多起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“梅姨”模拟画像。 图片来源 广州增城警方

11月2日下午庭审结束,法庭将择期宣判。

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。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从打工者出租屋下手,3年拐卖9名男童

出庭受审的除张维平外,还有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和陈寿碧。2016年3月,上述5人因涉嫌11年前拐卖聪聪,被增城警方先后抓获。经审讯,张维平交待了由他作案的另外8起拐卖儿童案。当年10月,增城区法院曾开庭审理此案,因案情“升级”,后来改由广州市中院一审。

广州市检察院指控,2005年1月4日,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和陈寿碧4人在增城一出租屋将聪聪抢走后,交由张维平卖至河源市紫金县。张维平称,他贩卖聪聪得到13000元,其中1万元交由周容平分配给其他同案人。

另外8起案件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。起诉书显示,张维平将作案地点选在广州增城以及惠州一带的出租屋,被他拐走的8名男童,当时年龄在1岁至3岁之间。

张维平供称,他贩卖一个孩子的非法所得,一般为1.2万元左右。

检察机关认为,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张维平、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、陈寿碧的刑事责任,其中累犯张维平应从重处罚。

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,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,包括他12年寻子的误工费、交通费、精神抚慰金,以及妻子遭遇被告人伤害的医疗费。

2017年11月2日下午庭审结束后,被害人家属陆续走出法院。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孩子父母被“老实人”蒙蔽,有人寻子无望跳火车

庭审当天,张维平上身穿灰色T恤,脚穿一双凉拖鞋。他皮肤黝黑,短发,体形偏胖,回答询问时声音低沉。

“他比以前胖多了,变化很大。”参加庭审的湖南宁远人欧阳春玉说,2005年她丈夫在增城打工,她跟随过来带孩子。当年5月26日,她带着两岁半的儿子从菜市场回到出租屋,儿子逗留在家门口与张维平玩。没多久她发现儿子不见了,一问才知被张维平抱走,从此杳无音信。

欧阳春玉记得,当年张维平在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,与她家关系还不错,“他看起来人很老实。”

正是“看起来老实”的外表,令张维平轻易获得一些孩子父母的信任。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。

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市博罗县的建筑工地泥工,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。李树全同情他,带他去老乡开的诊所,自己掏钱为他治伤,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,并帮他找了一份工作。没想到,不久后的一天,张维平以为孩子买包子为由,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带走了。

“我们对你这么好,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?”11月2日庭审时,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。坐在被告人席的张维平没有应答。

案件资料显示,作案前张维平踩好点后,常以租客身份到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,并设法与孩子家人套近乎,此后伺机下手。案发后,许多受害人家属悔恨不该掉以轻心。

11月2日中午休庭,张维平被法警带出法庭时,从四川赶来的杨巧朝他怒吼:“你还有没有人性?”

杨巧是一名被拐孩子的伯父。2005年,他的弟弟杨江带着妻子、儿子在广州黄埔区一个小镇租住。当年12月,杨江2岁的儿子被张维平拐走。此后几年,杨江到各地寻子。

杨巧告诉记者,到了2008年,寻子无果的弟弟杨江一度精神崩溃。当年10月,杨江乘火车到达广东英德段时,趁同行的家人不备,从火车厕所内的窗户跳下身亡。

临近庭审结束时,张维平抬头发言。“希望法院从重判决,判我死刑,立即执行。”他没有停顿地说,“也算对被害人家属有个交待。”

张维平此言一出,当场众人一怔。一名法官问他: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悔罪的?”

“就今天。”他答道。

被拐孩子大多卖往紫金县,神秘“梅姨”仍未现身

此次审理中,由于9名被拐孩子尚未找到,孩子贩卖地成为关注重点。张维平称,除了一名男童贩卖到惠东县大岭镇,其他男童都贩卖到河源市紫金县——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,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将外地男童视为非法收养的目标。

除了个别孩子的贩卖地能精确到乡镇外,张维平对大部分孩子贩卖地的具体信息都“不记得”。不过他供称,9名儿童他都是通过一名中间人完成交易的,这名拐卖环节的关键人物就是“梅姨”。

“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,短头发,讲白话,话语速较快。”张维平回答审判长询问时说,他不知道“梅姨”的真实姓名,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,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。张维平称,他也不记得两位老人的名字了。

庭审当天公诉人出示的相关材料显示,办案民警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“梅姨”的前男友,该彭姓男子称,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,六七年前就没有联系了。据其称,该女子叫番冬梅。

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,并没有查到符合相关年龄段的“番冬梅”。

“梅姨”一时成为难解之谜。2017年6月中旬,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,公开了“梅姨”的模拟画像。11月2日晚,增城警方办案人员介绍,公布“梅姨”模拟画像后,公安机关收到了不少线索,“我们一直没有放弃,一点线索都没放过,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”

办案人员表示,查找嫌疑人和被拐孩子的相关工作,目前仍在持续展开。

来源:人民日报,综合:澎湃新闻(ID:thepapernews),原文有删节。| 记者:朱远祥

标签:法治新闻,拐卖儿童,张维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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